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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東應借一帶一路升級到對外開放4.0階段
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:
借“一帶一路”升級到對外開放4.0階段
導讀
“一帶一路”戰略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版本,目前各地都在積極融入這一戰略實施。但我認為,地方融合“一帶一路”的深淺與經濟體量有著莫大關系,廣東是中國少數經濟總量足夠大的省份,廣東應該明確自己的歷史角色。
本報記者 王爾德、杜弘禹 實習記者 李金娟 北京、廣州報道
黨的十八大後,習近平總書記將他首次到地方考察調研的地點選擇在廣東,也進一步宣示瞭把改革開放繼續向前推進的決心。在這裡,他對廣東提出瞭“三個定位,兩個率先”的要求,希望廣東為全國的深化改革、創新發展探路。
回顧過去五年,盡管深受“三期疊加”的影響,廣東仍取得瞭全國矚目的成績。
“十二五”期間,廣東實現瞭GDP總量超過1萬億美元,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,進出口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,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。廣東在此基礎上,提出將在2018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。
具體而言,“十三五”期間,廣東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,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%,到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約為11萬億元,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約10萬元。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。到2018年全省小康指數達到97%以上,力爭提前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
“廣東基礎好,起步早,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還可以再定高一些,以引領整個國傢的發展。”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,廣東“十三五”經濟要實現從數量經濟向質量經濟轉型。
鄭永年建議,在深化改革方面,應推行創新、戶籍、人才、國企、區域平衡等領域的改革,釋放更多改革紅利;在對外開放方面,應抓住國傢實施“一帶一路”尤其是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”戰略的歷史機遇,將對外開放階段提升到4.0階段,將發展水平向新加坡和首爾等地看齊。
借“一帶一路”升級到對外開放4.0階段
《21世紀》:廣東在“一帶一路”的對外新戰略中處於什麼地位?應該從哪些方面率先進行突破?
鄭永年:改革開放以來,廣東的對外開放可以劃分為4個階段,上個世紀80年代是1.0階段,率先發展沿海經濟特區;上個世紀90年代,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是2.0階段,積極發展市場經濟;新世紀加入WTO[微博]之後是3.0階段,推動外貿進出口高速增長,深度參與瞭世界貿易體系。
現在廣東處於對外開放的4.0階段,這就需要思考和回答未來怎麼開放的問題。我認為,廣東對外開放4.0的重點還是要創新,要有明確的目標,其中首要的目標就是解放思想,推動體制機制創新,進而實現制度變化。
“一帶一路”戰略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版本,根據國務院“一帶一路”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說法,每個省都覆蓋,無一省份缺席。目前各地都在積極融入這一戰略實施,但我認為,地方融合“一帶一路”的深淺與經濟體量有著莫大關系,廣東是中國少數經濟總量足夠大的省份,廣東應該明確自己的歷史角色。
廣東必須認識到,企業是“一帶一路”的主體,政府隻是搭臺,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法律服務、利益保護和信息服務等,推動企業在沿線國傢進行資產配置。
長期以來,廣東的外貿取得很好的成績,華為等企業走出去也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典型。下一步,廣東要發揮豐富的港口資源優勢,在促進港口的互聯互通方面,進一步具體、深入的思考。
總體來說,廣東應該大力推動民營企業通過“一帶一路”走出去。就東南亞來說,廣東的民企已經走出去多年,發展基礎比其餘省份都好。所以,廣東未來在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下,大有可為。
從“數量經濟”轉向“質量經濟”
《21世紀》:廣東在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中提出,將於2018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GDP年均增長7%,如何評價這一目標?
鄭永年:廣東目前的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,其中廣州、深圳等城市的人均GDP已超過2萬美元。五年之後,廣東人均GDP達到1.2萬美元並不困難。我建議,廣東的經濟發展目標應該定高一些,因為廣東起步早、基礎好,應該引領整個國傢的發展。
廣東應該以人均GDP達到1.5萬甚至2萬美元為目標,走在全國前列,向新加坡和首爾等地看齊。
我特別想強調的是,廣東經濟轉型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,應該按照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那樣從“數量經濟”轉向“質量經濟”。
《21世紀》:廣東如何實現從“數量經濟”向“質量經濟”的轉型?
鄭永年:廣東現在已經是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瞭,不能再過多地關註代表經濟總量的GDP指標。廣東沒有必要想方設法地去保住這個位置,並沒有太多意義。GDP隻是一個結果,我們要更多地去關註和培育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。
在新常態背景下,中國經濟要從要素驅動、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,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,可是由於路徑依賴的問題,這一轉型預計不會順利,且比較漫長。
但廣東理應做出表率。在過去的三十年裡,廣東一直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。廣東現在提出創新引領轉型發展的思路是正確的。廣東早期依靠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取得發展,附加值低,未來肯定不能也不該再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,產業提升方向應是技術密集型、資本密集型和服務業密集型。
未來,廣東能否實現上述轉型還面臨著極大的挑戰。不過,對此也不必過於擔憂,在廣東省內已經有瞭這樣的創新示范城市,那就是由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發展起來的深圳。
深圳的大學、科研院所和兩院院士數量等指標,無論在廣東省內還是在全國都算不上領先,甚至落後於國內其他很多城市,但為什麼深圳發展成為瞭一個世人矚目的創新城市,培育瞭那麼多的世界級創新企業?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反思。
關於深圳的經驗人們已經分析很多瞭,我認為關鍵在於治理理念和思路。我認為,深圳成功的核心經驗有兩點:一點是當地政府創造瞭一個寬容、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;另一點是當地的戶籍和人才政策相對開明和靈活。
那麼問題來瞭,廣東能否在省內復制和推廣深圳模式?教育和科研條件比它好的城市能否成功復制深圳經驗?同是以移民為主的珠三角城市,東莞能否成為下一個深圳?
改革戶籍和人才政策
《21世紀》:你認為,深圳轉型成創新城市的一個核心經驗在於其人才政策。這對廣東的轉型升級有哪些啟發和借鑒意義?
鄭永年:我以前曾跟廣東省委的領導說過,廣東30年前在用農民工,30多年以後還在用農民工,這至少說明瞭兩方面的問題。
一方面,廣東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很慢。30多年過去瞭,廣東仍然使用農民工,表明歷史欠賬太多瞭,上一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沒有解決,現在新一代農民工已經長大成人瞭,如果再不加快提高農民工市民化進程,不但將可能產生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得不到保障帶來的大量社會問題,而且也阻礙瞭廣東勞動力水平的代際提升,非常不利於廣東的人才升級。
另一方面農民工的大量存在,說明廣東的產業對他們的勞動力需求還在。換句話說,我們的產業結構轉型水平還沒有達到一個相對高級的階段,對其他高級人才的需求還沒有充分培育起來。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結構的優化和升級,這也是廣東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。
《21世紀》:對廣東的戶籍和人才政策,你有哪些具體建議?
鄭永年:一方面,在推進城鎮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,盡快降低農民工落戶的門檻。不要僅僅把農民工當作負擔,隻計算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,而要看到他們在過去和未來會為人口流入地創造很多收益,農民工為當地經濟做瞭巨大貢獻,包括創造社會財富、納稅和繳納社保等。
盡管廣東省政府在今年夏天發佈瞭《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》,但從輿論反饋來看,戶籍的門檻依然很高。不但農民工落戶難,其他高層次的人才落戶也難,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對各類人才的吸引力,在一定程度上背離瞭戶籍改革的初衷。
另一方面,通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,優化人才結構,並反過來助推產業優化。深圳這方面就做得相對較好,政府出臺瞭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創業,吸引瞭大量的創業創新人才,當地的企業傢整體上也比較年輕。對比之下,廣東其它城市的企業傢整體上老化現象嚴重,因此廣東未來人才政策的一個重心是培育新一代企業傢。一般60歲以上的企業傢,在產業轉型升級中基本沒有投資意願。如果沒有新的企業傢支持,產業轉型可能就會出現問題。
同時,廣東在設計城市轉型升級的政策指標體系時,也應該考慮設置相應的人才硬指標,尤其是吸引國際化落戶的人才指標。我覺得,目前廣州等城市的國際人才比較欠缺,國際化程度還不夠。
此外,廣東還應積極發展智庫,建立一支高質量的專傢隊伍和組織。他們要緊緊盯住世界上的發達國傢的產業、人才和文化,與世界保持同步。日本通產省、新加坡的經發局的制度運作方式值得關註。這些機構組織集中瞭一批專傢,一直盯著世界先進產業的發展,思考這些產業從哪裡來?現在走到哪裡瞭?明天會走到哪裡?我們應當怎麼應對?無論是廣東,還是廣東下轄的各個大城市,若能組織和建立這樣一支專業隊伍,城市的轉型升級會進步得更快一些。信貸台南龍崎信貸
創造增量改革
《21世紀》:在創新、戶籍和人才政策之外,廣東未來還有哪些改革的著力點?
鄭永年:廣東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確實做瞭很多改革,比如在簡政放權、商事登記、放開和培育社會組織、推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等領域,確實走在全國前面,也釋放瞭很大的改革紅利。
現在中央提倡供給側改革,我認為,供給側改革不僅包含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這些經濟方面的內容,也應包括政府管理體制、社會組織、生態環境等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內容,廣東可以活用供給側改革理念,加快體制機制創新,創造增量改革。
比如,廣東應該進一步理清政企關系,政府側重政策供給,在改革過程中政府的職責就是提供足夠的制度支持。因為,全面創新不但要有產業創新作為基礎,還需要制度和法律創新作為保障。
再如,在國企改革領域,廣東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推進改革。廣東的企業結構是,民營企業占主體地位,外資企業眾多。所以,廣東不應該照抄照搬全國其他地方的國企改革方式,其它很多地方現在還在簡單地提“做強、做大”國有企業。我覺得廣東應該把民營企業做強、做大。很多年來,廣東國有企業、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,維持這個平衡狀態很好,不要打破,不要簡單、機械去做強、做大國有企業,而是要把國有企業的服務功能做強、做大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,廣東可以學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,國有企業要深度市場化。
此外,廣東在省內地區平衡方面也還有更大空間,如何通過體制機制創新,發揮珠三角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,拉動粵東、粵西和粵北地區的發展,實現廣東省內的共同富裕,縮小地區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。
(編輯:耿雁冰)嘉義布袋房貸
新聞來源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china/dfjj/20151205/061423939379.shtml
廣東應借一帶一路升級到對外開放4.0階段
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:
借“一帶一路”升級到對外開放4.0階段
導讀
“一帶一路”戰略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版本,目前各地都在積極融入這一戰略實施。但我認為,地方融合“一帶一路”的深淺與經濟體量有著莫大關系,廣東是中國少數經濟總量足夠大的省份,廣東應該明確自己的歷史角色。
本報記者 王爾德、杜弘禹 實習記者 李金娟 北京、廣州報道
黨的十八大後,習近平總書記將他首次到地方考察調研的地點選擇在廣東,也進一步宣示瞭把改革開放繼續向前推進的決心。在這裡,他對廣東提出瞭“三個定位,兩個率先”的要求,希望廣東為全國的深化改革、創新發展探路。
回顧過去五年,盡管深受“三期疊加”的影響,廣東仍取得瞭全國矚目的成績。
“十二五”期間,廣東實現瞭GDP總量超過1萬億美元,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,進出口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,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。廣東在此基礎上,提出將在2018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。
具體而言,“十三五”期間,廣東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,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%,到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約為11萬億元,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約10萬元。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。到2018年全省小康指數達到97%以上,力爭提前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
“廣東基礎好,起步早,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還可以再定高一些,以引領整個國傢的發展。”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,廣東“十三五”經濟要實現從數量經濟向質量經濟轉型。
鄭永年建議,在深化改革方面,應推行創新、戶籍、人才、國企、區域平衡等領域的改革,釋放更多改革紅利;在對外開放方面,應抓住國傢實施“一帶一路”尤其是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”戰略的歷史機遇,將對外開放階段提升到4.0階段,將發展水平向新加坡和首爾等地看齊。
借“一帶一路”升級到對外開放4.0階段
《21世紀》:廣東在“一帶一路”的對外新戰略中處於什麼地位?應該從哪些方面率先進行突破?
鄭永年:改革開放以來,廣東的對外開放可以劃分為4個階段,上個世紀80年代是1.0階段,率先發展沿海經濟特區;上個世紀90年代,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是2.0階段,積極發展市場經濟;新世紀加入WTO[微博]之後是3.0階段,推動外貿進出口高速增長,深度參與瞭世界貿易體系。
現在廣東處於對外開放的4.0階段,這就需要思考和回答未來怎麼開放的問題。我認為,廣東對外開放4.0的重點還是要創新,要有明確的目標,其中首要的目標就是解放思想,推動體制機制創新,進而實現制度變化。
“一帶一路”戰略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版本,根據國務院“一帶一路”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說法,每個省都覆蓋,無一省份缺席。目前各地都在積極融入這一戰略實施,但我認為,地方融合“一帶一路”的深淺與經濟體量有著莫大關系,廣東是中國少數經濟總量足夠大的省份,廣東應該明確自己的歷史角色。
廣東必須認識到,企業是“一帶一路”的主體,政府隻是搭臺,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法律服務、利益保護和信息服務等,推動企業在沿線國傢進行資產配置。
長期以來,廣東的外貿取得很好的成績,華為等企業走出去也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典型。下一步,廣東要發揮豐富的港口資源優勢,在促進港口的互聯互通方面,進一步具體、深入的思考。
總體來說,廣東應該大力推動民營企業通過“一帶一路”走出去。就東南亞來說,廣東的民企已經走出去多年,發展基礎比其餘省份都好。所以,廣東未來在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下,大有可為。
從“數量經濟”轉向“質量經濟”
《21世紀》:廣東在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中提出,將於2018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GDP年均增長7%,如何評價這一目標?
鄭永年:廣東目前的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,其中廣州、深圳等城市的人均GDP已超過2萬美元。五年之後,廣東人均GDP達到1.2萬美元並不困難。我建議,廣東的經濟發展目標應該定高一些,因為廣東起步早、基礎好,應該引領整個國傢的發展。
廣東應該以人均GDP達到1.5萬甚至2萬美元為目標,走在全國前列,向新加坡和首爾等地看齊。
我特別想強調的是,廣東經濟轉型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,應該按照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那樣從“數量經濟”轉向“質量經濟”。
《21世紀》:廣東如何實現從“數量經濟”向“質量經濟”的轉型?
鄭永年:廣東現在已經是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瞭,不能再過多地關註代表經濟總量的GDP指標。廣東沒有必要想方設法地去保住這個位置,並沒有太多意義。GDP隻是一個結果,我們要更多地去關註和培育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。
在新常態背景下,中國經濟要從要素驅動、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,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,可是由於路徑依賴的問題,這一轉型預計不會順利,且比較漫長。
但廣東理應做出表率。在過去的三十年裡,廣東一直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。廣東現在提出創新引領轉型發展的思路是正確的。廣東早期依靠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取得發展,附加值低,未來肯定不能也不該再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,產業提升方向應是技術密集型、資本密集型和服務業密集型。
未來,廣東能否實現上述轉型還面臨著極大的挑戰。不過,對此也不必過於擔憂,在廣東省內已經有瞭這樣的創新示范城市,那就是由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發展起來的深圳。
深圳的大學、科研院所和兩院院士數量等指標,無論在廣東省內還是在全國都算不上領先,甚至落後於國內其他很多城市,但為什麼深圳發展成為瞭一個世人矚目的創新城市,培育瞭那麼多的世界級創新企業?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反思。
關於深圳的經驗人們已經分析很多瞭,我認為關鍵在於治理理念和思路。我認為,深圳成功的核心經驗有兩點:一點是當地政府創造瞭一個寬容、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;另一點是當地的戶籍和人才政策相對開明和靈活。
那麼問題來瞭,廣東能否在省內復制和推廣深圳模式?教育和科研條件比它好的城市能否成功復制深圳經驗?同是以移民為主的珠三角城市,東莞能否成為下一個深圳?
改革戶籍和人才政策
《21世紀》:你認為,深圳轉型成創新城市的一個核心經驗在於其人才政策。這對廣東的轉型升級有哪些啟發和借鑒意義?
鄭永年:我以前曾跟廣東省委的領導說過,廣東30年前在用農民工,30多年以後還在用農民工,這至少說明瞭兩方面的問題。
一方面,廣東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很慢。30多年過去瞭,廣東仍然使用農民工,表明歷史欠賬太多瞭,上一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沒有解決,現在新一代農民工已經長大成人瞭,如果再不加快提高農民工市民化進程,不但將可能產生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得不到保障帶來的大量社會問題,而且也阻礙瞭廣東勞動力水平的代際提升,非常不利於廣東的人才升級。
另一方面農民工的大量存在,說明廣東的產業對他們的勞動力需求還在。換句話說,我們的產業結構轉型水平還沒有達到一個相對高級的階段,對其他高級人才的需求還沒有充分培育起來。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結構的優化和升級,這也是廣東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。
《21世紀》:對廣東的戶籍和人才政策,你有哪些具體建議?
鄭永年:一方面,在推進城鎮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,盡快降低農民工落戶的門檻。不要僅僅把農民工當作負擔,隻計算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,而要看到他們在過去和未來會為人口流入地創造很多收益,農民工為當地經濟做瞭巨大貢獻,包括創造社會財富、納稅和繳納社保等。
盡管廣東省政府在今年夏天發佈瞭《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》,但從輿論反饋來看,戶籍的門檻依然很高。不但農民工落戶難,其他高層次的人才落戶也難,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對各類人才的吸引力,在一定程度上背離瞭戶籍改革的初衷。
另一方面,通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,優化人才結構,並反過來助推產業優化。深圳這方面就做得相對較好,政府出臺瞭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創業,吸引瞭大量的創業創新人才,當地的企業傢整體上也比較年輕。對比之下,廣東其它城市的企業傢整體上老化現象嚴重,因此廣東未來人才政策的一個重心是培育新一代企業傢。一般60歲以上的企業傢,在產業轉型升級中基本沒有投資意願。如果沒有新的企業傢支持,產業轉型可能就會出現問題。
同時,廣東在設計城市轉型升級的政策指標體系時,也應該考慮設置相應的人才硬指標,尤其是吸引國際化落戶的人才指標。我覺得,目前廣州等城市的國際人才比較欠缺,國際化程度還不夠。
此外,廣東還應積極發展智庫,建立一支高質量的專傢隊伍和組織。他們要緊緊盯住世界上的發達國傢的產業、人才和文化,與世界保持同步。日本通產省、新加坡的經發局的制度運作方式值得關註。這些機構組織集中瞭一批專傢,一直盯著世界先進產業的發展,思考這些產業從哪裡來?現在走到哪裡瞭?明天會走到哪裡?我們應當怎麼應對?無論是廣東,還是廣東下轄的各個大城市,若能組織和建立這樣一支專業隊伍,城市的轉型升級會進步得更快一些。信貸台南龍崎信貸
創造增量改革
《21世紀》:在創新、戶籍和人才政策之外,廣東未來還有哪些改革的著力點?
鄭永年:廣東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確實做瞭很多改革,比如在簡政放權、商事登記、放開和培育社會組織、推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等領域,確實走在全國前面,也釋放瞭很大的改革紅利。
現在中央提倡供給側改革,我認為,供給側改革不僅包含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這些經濟方面的內容,也應包括政府管理體制、社會組織、生態環境等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內容,廣東可以活用供給側改革理念,加快體制機制創新,創造增量改革。
比如,廣東應該進一步理清政企關系,政府側重政策供給,在改革過程中政府的職責就是提供足夠的制度支持。因為,全面創新不但要有產業創新作為基礎,還需要制度和法律創新作為保障。
再如,在國企改革領域,廣東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推進改革。廣東的企業結構是,民營企業占主體地位,外資企業眾多。所以,廣東不應該照抄照搬全國其他地方的國企改革方式,其它很多地方現在還在簡單地提“做強、做大”國有企業。我覺得廣東應該把民營企業做強、做大。很多年來,廣東國有企業、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,維持這個平衡狀態很好,不要打破,不要簡單、機械去做強、做大國有企業,而是要把國有企業的服務功能做強、做大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,廣東可以學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,國有企業要深度市場化。
此外,廣東在省內地區平衡方面也還有更大空間,如何通過體制機制創新,發揮珠三角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,拉動粵東、粵西和粵北地區的發展,實現廣東省內的共同富裕,縮小地區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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